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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始终都给我足够的尊重，总是在奇怪的地方心细如发，几乎从不说让我觉得为难的话，也从不做逾越我意愿的事。哪怕是当初问我要不要跟他的时候，用的都是征询的语气，没有让我觉得有丝毫冒犯。
后来的这两年多，他仍一如既往。
我们的相处绝不是普通情侣的模式，但也和寻常金主与情人大不相同。有许多时候，我竟也会生出我们并非包养关系的错觉，尽管这些错觉很快就会被“白月光”之类的事冲散。
其实当年那情景，就算他口吻恶劣、态度逼迫，我同样会选择答应。因为行至窘境走投无路，真的可以逼死人。
我分明向来是不服输的人，可到头来兜兜转转了一大圈，还是要无奈妥协于时运。
时运不济，多思无用。
人们总说甘于平凡、承认平庸、周而复始都是极其艰难的事，我却时常将自己和他人所说的“普通”做对比：从儿时的玩具、有颜色的铅笔盒、完整的橡皮、有家长签名的试卷……到长大后曲腿的床，没有床桌子也行。
好笑的是，从小到大，我倒从没有妄想过“在家里不算外人”这件事。
或许是当外人当习惯了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希冀的东西一如既往的简单，我渐渐对普通生出向往。因此毕业以后、认识蔚先生之前，我一直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普通人，无论学习还是工作。
毕竟人不能越过普通，直接从不幸跃向幸福。
可仅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，还是在半路夭折。
上学的时候，我一直有种自信——或者说自傲。我本身的能力、同学老师的认可，都是我的底气。
那时，我总以为自己足够优秀、足够强大，坚信世上本没有解决不了的事。
一直到二十一岁毕业，我都保持着这种自傲。
学生时代的朋友曾说羡慕我的性格——他说能越过一路艰难却还能坚韧、傲气，有尊严。可又不张扬，是件很好的事。
然而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觉得我失去了所有他曾经赞扬过的品性。
我仍旧不服，可我的尊严和傲气无人在意。
它们一文不值。
是蔚先生以及那些真诚的粉丝，让我的尊严不再显得可笑。
我偶尔会深思，如果没有母亲病重的事，我和蔚先生或许会成为关系不错的好友。平日想不起彼此，闲时见一两面，聊聊近况和新闻。
不过转念一想，如果那样我根本不会进入娱乐圈。
到那时，我们只会是陌生人。
就算是陌生人也好，胡泽良又怎么能和他比。
“很好，不愧是我喜欢的人。”胡泽良撕下了伪善的面具，“看来你是不担心我把你的事说出去？”
“你大可以试试。”
胡泽良这么说，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。
一来他没有证据，媒体也不敢报导和蔚先生有关的新闻，哪怕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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