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滋滋。
而淮南基建的钱，用的也是五省盐利、海外他国百姓的钱，那些圈地种棉的大资本也不艰难。
挖河也不用他们出劳役，一大堆被从乡村赶出来的佃户、以及扬淮衰败之后的流民。
这件事，孟松麓等人只是觉得不公平，但可没有对刘钰有太多不满。
三五年大基建，在基本不伤民的情况下，愣生生搞出来一套平行的“范公堤”、一套从淮河到长江的新运河，这功绩陪祀淮南各地的范文正公祠，总是够了的。别处的范公祠肯定不够格，但淮南的范公祠主要还是泽被后世的范公堤的。
至于扬州衰败，他们学派的态度也只是略微惋惜。否则当初也不会因为盐改的事，程廷祚和吴敬梓因为大义、小义的事闹掰。
孟松麓可能自己都没注意到，他对经济的分析，已经在潜移默化间形成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分析模式。
他也没觉得这有啥不正常，而是试图把这种崭新的经济分析思路，和原本的儒学融合起来。
反正权哲身是要去乡约村社的，与其到了那之后慨叹“上国不过如此”。
还不如先看看这些繁荣地区，生出上国富庶的感慨，再打打预防针，说清楚乡约村社面临的特殊情况。
而且，这本身也是一种对权哲身的提醒：先富后教是夫子的理念，这是论语可证的。
而想要富，先挖河。
既通交通、亦为水利。
不过，这本身也是儒学的一个现实困境：以朝鲜国为例，假设，如果用轻重术聚敛钱财，然后修水利、挖运河、置灌溉。对，还是不对？
这就又涉及到了儒学从宋以来的学派纷争，或者说此时大顺儒学界的影射显学——“管仲”，到底仁不仁？
影射显学的那个“管仲”之外，真的那个管仲仁不仁，这还涉及到追述先王之道，追到哪？
是追到周孔？
还是追到孔孟？
还是追到孔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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