义，即便澳门存在了这么久，他们也不知道朝贡意味着和朝鲜的地位一样。葡萄牙王室变更，是要大顺派礼政府来册封的，之前不过是装聋作哑不管不问，真要认真起来，可就不是一回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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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荷兰人没有派使节团前往中国，因为荷兰现在是空位期，既没有国王，也没有执政，各个省各自为政。

　　不过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十七人绅士团，倒也关切了一下大顺的外交局势，他们在巴达维亚总督的信件影响下，认定了大顺要和俄国开战。

　　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十七人绅士团看来，这是个绝佳的机会。

　　他们给巴达维亚总督的指示上，认为应该抓住这一次千载难逢的顺俄开战的机会，趁着大顺来不及反应，彻底解决掉巴达维亚的冗余无用的华人问题。

　　最好是悄悄遣送回锡兰、安汶、班达等地，让这些华人去锡兰修要塞。

　　在大顺和俄国开战的时候，肃清这些华人。因为蔗糖贸易的不盈利，这些人很可能成为巴达维亚的“不安定因素”。

　　如果能够及时肃清，即便大顺将来反应过来了，也不可能选择攻打巴达维亚。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华人了，打下来也管不住，而且也没有可能的华人在大顺攻打的时候带路。

　　只是，这样的指示不能写的太明确，将来真要是出了事，得有个人背锅。

　　所以没有明确的指示，只是用了一些隐晦的言语，支持了巴达维亚总督的决定。

　　尤其表扬了巴达维亚总督提出的“私货合法化”建议，认为既然巴达维亚的腐败和私货不可避免，那么将其从违法变为合法，那不就没有腐败和私货了吗？

　　唯有这样，才能断绝公司的荷兰员工和华人的紧密联系。

　　只要私货不合法，那么走私和私货就不可避免，而这就必然让员工和华人海商产生关联。

　　这，是驱逐华人的第一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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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然的，瑞典人也派出了他们的使节团。

　　不过以瑞典而言，这不是第一次派出对华的全权大使了，实际上早在六七年前，考林组建东印度公司的时候，瑞典过会就授权他作为对华谈判的全权大使。

　　只是那一次只是为了贸易，而大顺的贸易坏境是特殊的自由贸易，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，也没有什么需要谈的。

　　至于说上一次去广东的时候，想着以全权大使的身份见见皇帝？考林有在其他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，当然明白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能不能见到广东节度使都是个问题。

　　但这一次与众不同。

　　这一次，是真的可以见到皇帝的，或者至少可以见到伯爵以上级别的高官。

　　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密谋是有效的，卡尔·吉伦特博格确定自己可以执掌国会，以此时非是国务大臣的身份，给了考林这个特使一个国务大臣和国王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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