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)第三六二章 分赃大会(三)_新顺17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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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不是匠籍,但法国官营手工业的比例一直很高,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样。

  从纯粹的欧洲中心论,或者西方中心论的角度,世界的近代史、现代史,似乎是英荷与法兰西争霸的延续:英荷模式,自由贸易,VS,科尔贝尔国营工业主义、法革、卢梭人民主权论、巴黎公社、俄国革命、计划经济……只是对抗者的正统不断东移。

  从历史神学的角度,世界的近代史、现代史,似乎是正常的、普遍的发展模式,VS,昂撒人意外的、不正常的、突变路线。正常的、普遍的发展模式,最终走向的,似乎都应该是明清这种封建帝制的巅峰,但昂撒人突变了。

  这都是错误的想法。然而正确的史观,此时还未诞生。

  于是弗勒里从那些启蒙学者和传教士描绘的虚幻的中国图景中,似乎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、适用于法国的道路,而且和科尔贝尔的体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。

  尤其是大顺这边对王安石变法,并非是全面的否定。而大顺武德宫以及内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,更是让法国派去中国的传教士,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,然后用他们的思维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尔贝尔有些相似的结论。

  但正如后世《宣言》中的批判和讽刺一样,“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,法国的物质基础却没有同时搬过去。在德国的条件下,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,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”。

  说实在的,连大顺,大明,都没法复刻宋时的制度,因为物质基础不一样了,官营经济的持续下降、宋代官营垄断和全方位商税和贸易垄断体系,也根本没法学。

  大顺、大明都没法学,况于法国。

  最基本的劳役制度、匠籍、买扑、官营手工业比例、贸易控制、官僚比例这些,都完全不同,只能是“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,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”。甚至连大顺自己,对着古书,也是如此,根本没法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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